郑曦原《帝国的回忆》摘录

• 中国人不怎么懂得什么是新闻的职业道德，但他们引出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读者用出得起的钱买报看，他们无需等待其他人收集消息，然后以欺骗的手法卖出来，就像他们企业生产的商品一样。

• 军国大事，由得了小子们随便议论吗？我们信服“沉默是金”的古训，知道多少祸事，皆从口出。我们早已从民族性格上生就了自抑的本能。不过，这种国民性却极其有害。最大的害处是它隔绝了民众与上层统治阶层的沟通，使国家大事变成少数几个人的私事，与普天下的民众反而脱离了干系。偏偏这些事又与民生息息相关，国民不能知道实情，不能参与决定，当事态变得异常紧急时，国民还被蒙在鼓里。这就使得政治决策者在处理国政时难以获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而在他们最需要国民援助时，国民却报之以冷漠，甚至还可能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这不能不谓之为吾国近代危机政治的最大失败。

• 定居北京的主要原因，是它向南可以居高临下，俯瞰中原；向北可依据燕山山脉防御漠北的游牧民族。然而，这种军事攻防态势是属于冷兵器时代大陆战略的思维结果。18世纪进入热兵器时代后，特别是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世界进入以现代海军为主要战争手段的军事革命阶段，北京的防御态势，即显出了致命的缺点。

• 家长式的统治作风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合民族更甚。清国政体达到了这种家长制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政体使得家长制这种国家统治形式高贵化、具体化和典型化。

• 所有影响清国命运的因素都可归结为两大类，即内部的因素和外部的因素。内部因素是由民众和国家体制所构成的……大清国的整体已经延续了多个世纪，目前可主要划分为四个层级的组成部分，即朝廷、中央行政机构、行省和地方行政组织。

• 在以前的年代里，中央行政机构的权力范围主要是批评和监督各行省的行政情况，而不是直接管理行省当局。但在过去50年中，随着帝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以及在处理某些特定事务时越来越多地必须由国家行为来完成，即导致中央政权在很多方面逐步扩展，以及逐步替代了以前属于省政职权范围的许多权力。运输和通讯设施的发展同样趋向于加强中央政权对国内事务的控制与操纵。

• 中国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以及各地方当局在防范其它地方政府的干扰方面，主要是通过以下措施而获得保证的，即中央政府对地方官的任命实行乡籍回避制度，任何一位官员都绝不会被任命到他家乡所在地的政府职位上去；另外，官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频繁调换。如此一来，中央与地方两级行政机构相互依存，任何一方权力的过分膨胀都会受到另一方的制约。

• 袁[世凯]是位杰出的“务实型”改革家，在这方面他明显区别于那些煽动家合半吊子的“革命党”，他对清国政体施加影响意味着这个政体能够在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下发展、进步。袁不会进行草率的试验和欠稳妥的冒进，而只会推进理性和必需的改革，大清国能够消化并吸收这些改革的速度有多快，改革推进的速度都会有多快。